記者：請您談談德國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的歷史過程。

梅新育：在歐洲的工業革命中，相比英、法等先行國家，普魯士德國是作為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后來者急起直追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的國企是從軍工、鐵路等領域開始興起的。無論是在普魯士的經濟“趕超”時期，還是在二戰之后的德國經濟重建與發展時期，德國國有企業在基礎產業、基礎設施發展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它們扮演的角色不是被動的跟隨者，而是領頭羊，帶動整個德國基礎產業體系在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前后就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早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鐵路系統效率就超出別的國家幾乎是一個時代，此外高速公路建設也是他們的發明。這些成就在二戰之后被別的國家吸取。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經以戰勝者的身份統率百萬大軍占領德國西部，卻對戰敗者的高速公路系統印象深刻，當上總統后按照德國高速公路的模式在美國建設高速公路網，建成了全世界最先進、最發達的高速公路網。

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浪潮進入德國。私有化改造有效率方面的因素在推動，因為在長期的經營過程中，德國國企積累了不少弊病。

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德國國企提供的基礎產業服務價格片面強調讓大眾能夠承擔，定價偏低，落后于通貨膨脹，造成企業虧損。同時，由于價格太低，低于經濟成本，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浪費。

這些客觀存在的弊端，讓歐洲大陸開始了國企的私有化浪潮，通過非公開轉讓、股份制上市等方式進行私有化改造。德國郵政通過上市的方式，進行私有化改造。

記者：您如何評價歐洲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成果？

梅新育：有些私有化改造，確實應該進行。比如有些資源枯竭、不具備國際競爭力、不具備技術競爭力的行業，如果再繼續投入國有補貼，國有經濟就不是充當支柱的角色，而是成了吞噬經濟活力的黑洞。這種典型如撒切爾夫人改掉的英國煤礦產業。

但有些私有化改造很不成功，是失敗的。比較典型的是英國鐵路私有化，把原本統一的鐵路體系分拆了，本意是想通過競爭來提高效率，但結果成本一點沒有降低，溝通效率卻降低了很多，票價上漲了很多。在現代鐵路技術下，縱向一體化運營的效率遠遠比分拆的效率要高得多，分拆反而提高了協作的成本。如果產業本身是自然壟斷或者近乎自然壟斷的，通過打著反壟斷的旗號分拆競爭，抵不過縱向一體化損失的效率，這對國民經濟來說是倒退的，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是一種“犯罪”。

在沒有解決提高效率的問題的情況下，沒有降低成本，私有化反而會讓價格更高。如果說國有企業提供的價格是受到國家管制的價格，價格過低是損害效率，那么在私有情況下，私有企業有非常強大的動力和影響力，去無限制地提高價格，變成了掠奪社會，而不是服務社會。

記者：德國電網收歸國有的呼聲，暴露出什么樣的社會問題？請您從私有化與電力經濟發展規律方向分析，電力私有化改革存在哪些風險？

梅新育：電網很大程度上有自然壟斷的屬性，不能為了紙面上的“反壟斷”目標就犧牲效率。反壟斷是工具，效率是目標，反壟斷本身不是目標。電網企業縱向一體化，是有電力經濟的客觀規律的，在改革時不宜盲目作為打擊對象。如果讓企業感覺，企業只要做大，就會被拆，那誰還會有興趣把企業做大做強？我們從哪里去獲得國際經濟競爭中的支柱企業？在印度，但凡企業做大，就會有不合理的管制，比如達到100人的企業，解雇員工就要向政府申請，于是很多企業都不愿意做大，限制在99個員工以內。

我認為，改革的著眼點是提高效率。

什么是社會責任？企業首要的社會責任體現在自身的日常運營之中，就是企業以最高的效率運行。

對電網企業來說，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供應、實現電力清潔可持續發展，提供經濟的、能用得起的電力，并且電價要體現出經濟成本、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就是做到了企業社會責任。改革不能構成對市場體制的過度干擾和扭曲，不能在“改革”的旗幟下破壞經濟效率。這對電力、鐵路、天然氣等都是一樣的，不可能在一個小區里，設兩套電路、兩個天然氣管道，讓小區的住戶去選擇其中一個，這是一種浪費的表現，這樣的房子反正我是不敢住的。

能做到提供經濟的、能用得起的電力，并且電價體現出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其他條件相同，這一點國企一定比私企做得好。

我對央企提供普遍服務感觸很深，比如我國手機信號覆蓋遠遠高于美國，不管我在海拔五千米的納木錯湖邊，還是在川藏公路線上的深山里，手機信號都能做到滿格；而美國的電信在競爭下，服務質量并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美國遭遇桑迪颶風后，電力恢復供應用了很長時間，是因為地方和工會壟斷，災區工會自己干不完活，也不肯抓緊時間干活，還要禁止外地電力工人救援，認為這是搶他們的飯碗；這不僅效率低，還打破了道德底線，這表明所謂“競爭”給服務質量帶來的巨大損壞。

人物鏈接

梅新育，湖北省武漢市人，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曾在多家知名媒體擔任專欄作家。